Buddhist Affinities over a Century 2 - Life 2 《百年佛緣2－生活篇2》
My Medical Team 我的醫療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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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醫療團隊人生的價值，究竟是經濟重要？還是健康重要？有的人不惜生命，就是希望擁有金錢。其實，一個人擁有了金錢，但是身體不健康，今天這裡有病，明天那裡不舒服，金錢又有什麼樣的意義呢？
我覺得我這一生很幸福，很少有什麼疾病，縱有一點小病小痛，也都給自己良好的觀念治療好了。記憶中，我在出家前，好像沒有生病的紀錄。那時候，好希望能生一場病，因為生病了以後，媽媽會呵護，哥哥、姐姐會關心，甚至，還可以有一點好東西吃。可惜，這個希望經常落空。我從兒童到青少年的期間，和醫生從來沒有來往過，都是靠外婆及母親的照料；而外婆常常告訴我一些因果輪迴、善惡報應的道理，我也從外婆的身上得到了印證。因此，身體哪裡有一些小病小痛，自己就發明了用時間治療。所謂的時間治療，就是生病不去看醫生，過幾天病就自然好了。
出家後，十年叢林參學期中，我曾經有過蛀牙的經驗。當時，牙齒蛀了一個洞，吃進去的米粒菜餚，都會卡在蛀牙裡，非常痛苦。只是，生活在封閉的寺院叢林裡，哪裡有醫院可以就醫呢，也就任它能過就過了。不過，我也有對策，飲食時，我不經牙齒咬嚼，唏哩呼嚕地就把食物給吞了下去。有人說，這樣狼吞虎嚥對身體不好。但是，我的腸胃一直到現在，好像也沒有出現什麼毛病。我想，這不就是在青少年時期，把腸胃訓練得有抵抗力的結果嗎？所以，我經常對人說，自己擁有一付「銅腸鐵胃」。
我十七歲時，染患了瘧疾，全身忽冷忽熱，極為難受。發冷時，即使是夏天，蓋上兩條被子，都嫌不夠暖和。當初在大陸，瘧疾一流行，根據老一輩人的說法，尤其是在秋後染上，存活的機會是很少的。那個時候，也不懂得要看醫生，有了這種病，只有等待死亡。但是我非常幸運地，在鬼門關前走了一遭，看了一回，就給師父志開上人的「半碗鹹菜」救回來，也不覺得這個病有什麼了不起了。
比較辛苦的，是在二十歲那一年，我全身染患了膿疴瘡，除了臉部沒有瘡以外，全身都長滿了膿瘡。歷經幾個月，都未見好轉。時值夏暑，膿汁和汗水，緊黏著衣服，每次脫衣換洗時，身上的一層皮，都好像隨著衣服一起剝了下來，其痛摧肝裂膽，真是苦不堪言。
當時，物質貧乏，三餐不飽，哪裡懂得這種病是要給醫生醫療的呢？後來，有一位同學介紹我吃「消治龍」藥片，我一吃，隔天立刻消腫。自從那次之後，一直到我離開大陸之前，再也沒有生過什麼病。就這樣大死一番後，我覺得疾病不再是我們的威脅，疾病是我們的逆增上緣，它激勵我們要發心、忍耐，讓我們的人生能更上一層樓。
我來到台灣的初期，雖然沒有感覺到身體有什麼疾病，可是卻能感受到心裡的疾病，貪、瞋、愚癡還是很多。例如，我曾經一度懷疑自己得了肺病，鎮日籠罩在這種陰影下，不得開脫。後來，有一個人告訴我，吃番茄可以治療肺病。當時，番茄的價錢並不很貴，於是我就買了一大籮筐回來。吃過以後，我心裡想，吃了這麼多的番茄，應該可以把肺病治好了吧！從此以後，就再也沒有想過肺病這個問題了。
所以，一九五三年，我在鳳山煮雲法師舉辦的弘法大會上，以「如何醫治人生的大病」為題講說，也就特別強調「心病還需心藥醫」。
到了四十歲，我在佛光山開山後，因為愛好籃球，經常利用下午和徒眾、學生們，一起在東山籃球場打球。但是我常常不到幾分鐘，就想去上廁所，那時候也不明白什麼原因，只是感到奇怪，怎麼老是要去上廁所呢？
除了頻頻上廁所，尤其很容易覺得飢餓、口渴，一直想要吃東西、喝水。當時還以為是活動量大所導致，加上也沒有人告訴我，原來這就是糖尿病「吃多、尿多、喝多」的「三多」症狀，我也就沒有多加留意了。
直到有一次，我又感到非常口渴，拿起當時流行的「華年達」汽水，連喝了兩、三瓶，之後竟然就暈了過去。幾分鐘後甦醒，大家紛紛勸我去給醫生做檢查，那時候，我才第一次接觸到醫師。
當時，高雄阮外科阮朝英是名醫，也是信徒，在他仔細地為我檢查之後，立刻對我說了兩件事，他說：「很奇怪，你的胃，方位長得跟別人不一樣，應該說，五百萬人當中，也沒有一個人能有你這種腸胃。」這話聽了，心裡也不覺得有什麼特別。
接著他又說：「你患了糖尿病。」我不懂這個名詞，想到自己對醫療常識竟是這麼淺薄，便問他：「什麼叫糖尿病？」於是，他便娓娓地告訴我一些關於糖尿病的知識。
之後，我一直感到體力不支、全身無力，每天精神萎靡不振，身體非常不舒服。經過信徒介紹，我又前往台北榮民總醫院內科部新陳代謝科就醫，並由蔡世澤醫師為我診治。蔡醫師，新竹人，一九四九年生，專長內分泌學、糖尿病、內科學等。四十多年來，我的糖尿病，都是由他關心、維持的。
透過儀器的檢查，以及醫師的解說，讓我對這個病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糖尿病患就像蔡醫師胸前一枚「平衡桿」徽章所示，好比是走在鋼索上的人，步行在血糖值鋼索上，必須取得平衡，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他並且囑咐我，平時要注意的相關事項，比如：不可以吃甜品、不可以吃含澱粉太多的米、麵、不要吃太飽等等。
我一生不太重視吃，唯獨對米、麵，我無法聽從他的指示；沒有了米、麵，日子怎麼過呢？只有把生死置之度外，照常吃飯、吃麵。他也了解我沒有米、麵，三餐難過的窘境，於是就說：「你可以用藥物幫助控制。」這點我倒是還能做到。
因此，從四十年前開始，我每天吃控制血糖的藥片，或吃一顆，或吃二顆。後來，大概血糖值逐漸增加，他就建議我施打胰島素來控制。
對於健康，我也不是完全不介意，但是我覺得自然是一個很偉大的定律。佛教講緣起緣滅，自然與緣起緣滅，應該是異曲同工的道理，所以我也順其自然。但我五十歲（一九七七年）的時候，記不起是什麼原因，到台北榮民總醫院做身體檢查。醫生突然發現，在我的背部有一大塊黑影，醫師認為它有癌症的嫌疑，但又不敢斷定，他們很認真的組織了一個團隊，為我安排了一系列檢查，有核磁共振、Ｘ光攝影、切片、抽血等等，但都查不出原因。
另一位醫師又問我：「你有跌倒過的紀錄嗎？」
我也記不得自己什麼時候跌倒過。後來我才回憶起來：有一年颱風天，我巡視佛光山大雄寶殿的長廊，看到屋瓦似乎要被風吹掉了，就爬到欄杆上，想把那塊瓦片修好。當時雨天路滑，我的腳一個沒有踏穩，整個人就滑到地上去了。這一摔，背、腰痛了好幾天，我也沒有去理會它，想想，這大概就是形成脊背有黑影的原因吧！
這位醫生一聽，心理才覺得釋然，陰影的問題就有了解答。
世間的一切都有因果關係，但是信仰可以增加我們的信心。所以生病時，要想到「佛在我心」，不要自己先倒下來；也不要胡思亂想，所謂「色身交予常住，性命付予龍天」，有的時候病痛來了，不要去罣念它，罣念了反而誤事。
五十歲以後，我的體力恢復，足以應付長途旅程，早上從高雄坐火車出發，下午抵達宜蘭，十多個小時之間，不用上廁所，也沒有喝水。我心想，糖尿病應該沒有了，已經不是病了。沒想到，美國加州太平洋醫療中心婦產科沈仁達醫生，給我一個當頭棒喝，他打比方說：「糖尿病怎麼會痊癒？就等於頭髮白了，怎麼會再變回黑色呢？」
他的話，誠然不錯，但我並不覺得糖尿病對我有什麼威脅，就如同我發明的一句話─「與病為友」，對於疾病，我關心它，但不必畏懼它。幾十年來，倒也相安無事。
後來在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日，在台北參加供僧法會，我早上沐浴更衣後，準備參加供僧法會時，忽然房間裡的電話一直響個不停，我怕對方有急事，就跑去接聽，不小心滑倒而跌斷了腿骨。我的徒弟與在家弟子李武彥居士馬上為我聯絡台北榮民總醫院，承蒙陳天雄主任為我開刀，放了四根鋼釘進去固定。一直到今天，那四根鋼釘仍在我的大腿裡面，每次我進出海關安全檢查，身上沒有帶任何東西，儀器卻總是叫個不停。每次都要說明我身上有鋼釘一事，他們也不容易懂得我的意思。所以我後來就不說，他們也無可奈何。如此鋼釘與我就一直和平相處，與它為友了。
不過，慢慢的到了老邁之年，糖尿病還是帶給我一些附加的麻煩，例如：心肌梗塞、視力減弱等。
說到心肌梗塞，這要從我六十七歲的那年說起。一九九四年，時值我在南非弘法，有一天晚上，我感覺到心臟非常疼痛。儘管如此，我仍然勉強地圓滿行程，之後回到台灣，才到台北榮總做了心導管檢查。
檢查之後，台北榮總心臟科江志桓醫師對我說，我的心臟冠狀動脈阻塞，需要立即開刀。我一聽，想到下一趟歐美之行，信眾們還等著我去成立佛光會，所以我立刻就說：「我不能開刀，我還要趕赴歐洲和美國。」江醫師要我做慎重的考慮，我說：「那不嚴重，延後幾天再開刀吧！」他說：「要開刀的不是別人，更何況你的心臟血管三分之二都阻塞了。」但是我一生信守承諾，覺得已經答應別人的行程，就必須兌現。因此，我帶著一顆負擔沉重的心臟，堅持完成歐美弘法之行。
行程結束後，緊接著，我忙於過年，之後又到菲律賓，出席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第六次理事會。然而，說話感到費力的狀況，以及在榮總那麼多儀器前，檢查出來的數據，我無法再為自己的身體多做辯論，只有聽從醫生的話了。就這樣，我從菲律賓弘法回來之後，在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九日這一天，住進了台北榮民總醫院，準備接受心臟手術。
在手術之前，我在報紙上看到一則關於南非一位換心人醫療成功的新聞。只是那時的我，還不明白我的心臟開刀究竟要做什麼。後來醫師們才告訴我，這只是把血管阻塞清除的手術，不是換心。
就在這個時候，承蒙台北榮民總醫院副院長姜必寧醫師，主動表示要為我醫療。姜大夫，浙江江山人，一九二九年生，他是心臟科的權威，過去曾擔任蔣介石、蔣經國二位總統的心臟主治醫師。他告訴我，現在心臟方面的問題，依照台灣的醫療技術來說，並不是很重大的開刀。不過，你可以選擇與自己有緣的醫師。接著，他就向我介紹了七、八位振興醫院、新生醫院、榮總醫院的心臟科醫師。他說：「每一個人都很相當，看你要選擇哪一個？」
我不常看病，對醫療領域的醫師不太認識，當他介紹到其中一位醫師，曾在南非開普敦接受心臟開刀訓練，是一位心臟外科主治醫師時，我想起曾經讀過南非世界第一個成功換心人的報導，雖然當時張大夫還不是主任，也不算權威，但是我直覺地就說：「我選張燕醫師。」
張燕醫師是河北人，一九五四年出生於台北，專長心臟移植、冠狀動脈繞道手術，及先天性心臟病手術。事後我想，心臟開刀，時間耗費長久，且醫術要精敏、快捷，年輕、體力都是重要的條件，也覺得自己做的選擇應該適當。
住進榮總後，有一天，在院長彭芳谷、副院長姜必寧的主持下，院方為我召開了一個醫療小組會議，與會者近二十人，都是院內各科優秀的醫師。我想，這應該就是我的醫療團隊了。只是密集地介紹那麼多的主任、專家、醫師，我一下子也記不了每一個人的名字。只記得，我回到病房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三、四點鐘，有一位年輕的醫生，拿了一顆心臟模型，走到我的病榻前，對我說：「我叫張燕，是你心臟主刀的醫生，在開刀前，我把心臟的結構、關係，向您說明一下。」
接著，他就指著心臟模型解說起來。過程中，他講述了許多醫學上的專有名詞，那時候，我聽得不怎麼明白，也就想到，好比人家聽我們講說佛法，如果佛學術語太多，也是不容易讓人了解的。
他對我講說了一番話後，接著又說：「我不認識您是星雲大師，我只知道您是我的病人。所以，不管您是不是大師，我只管關照病人……」待他離開了以後，我心想，這麼一位年輕的醫生，說話的口氣這麼率直。不過，我還是很欣賞他的坦誠、直接。事後，據張燕醫師告訴我，他第一次見到我時，實在緊張得不知道要說什麼，之後為了這事還感到遺憾。
他還說，從江主任那裡得知我要在榮總做開心手術的時候，雖然不知道是否有因緣能為我服務，但是卻充滿了屆時一定會由他替我動手術的信心。因為他分析了一下國內許多能做這項手術的醫師中，只有他會誦念〈大悲咒〉。果然因緣如此安排，這是他從醫以來，最感榮幸的一件事。
之後幾天，醫院替我安排許多會診、檢查，並且耐煩地講說、分析。四月二十四日，開刀的前一天，麻醉醫師陳瑞祥先生在為我說明開刀後恢復的情況時，突然問我：「大師，您怕死嗎？」被他這麼一問，我心想，出家人若說怕死，未免太沒出息；若說不怕死，卻又顯得矯情，螻蟻都要愛惜生命了，何況是一個人呢？
於是我回答說：「死倒不怕，但怕痛！」
這時候，陳醫師愣了一下，反而安慰我說：「大師，健康的人有健康的尊嚴，但是對於生病的人來說，痛，是病人的尊嚴！」
經他這麼一說，真覺得太好了，病人痛也能痛得「心安理得」，不必一味地聽勸說：「要忍耐啦！」這種溫暖體貼，人性化的關懷，正是我要提倡的「人間佛教」啊！
四月二十五日，手術的日子來到。我記得，那天早上七點鐘，開刀前的一切都已準備就緒，我很安心地等待進入手術房。時間一到，當護士來推我到手術房時，看到站在一旁的徒眾，面露掛心的表情，我像要出征上戰場似的，對他們豎起手來，說：「你們等我凱旋而歸！」當下，我真的沒有一點畏懼。我想，應該是緣於我有一個很好的性格，面對許多事情，很快地就能放下，不罣念未來，也不會排斥當下，因此一切都能過得很愉快。
開刀之後，也不知道是誰透露了消息，教界、信眾、佛光會員乃至政界，每天都有人到榮總來探望或電話問安，包括印順、悟一、廣元、明光法師、田璧雙喇嘛；各界人士，如：李登輝、蔣緯國、吳伯雄、陳履安、郝柏村、林洋港、許水德、吳敦義、郭嗣汾、沈家楨、曹仲植、嚴寬祜、游象卿先生，及本山佛學院歷屆畢業生等等。
由於張燕醫師特別交代，儘量不要會客，以避免感染，或引起併發症，所以對於前來關心的各界人等，僅以簽名方式留下大家的好意。但是，為了讓大家了解我手術後的情況，我還是請開山寮書記室撰寫一文向大眾做報告。
這段期間，皈依弟子李武彥知道我要動手術，把休假全部集中在我開刀的這個時候。他說，榮總的環境他比較熟悉，需要跑腿的事，就由他來做，並且請我給他這個機會。我也很感念他的這份心意。
一個人能經得起心臟手術，應該可以稱作「大難不死」了。經過了一天的回復、一天的休養之後，第三天就覺得身體已經復原，於是我向醫院請假，要求前往台北國家劇院，欣賞由佛光山叢林學院演出的「梵音樂舞─禮讚十方佛」節目。醫師團隊們為了保護我的病況，藉此機會也陪同我前往。
當時，張燕醫師不論到台北道場、榮總醫院，或是在「小山蘭若」，只要我的弟子見到他，都要說一句：「你要好好照顧我們師父的心臟啊！」他也總是得意地對大家說：「你們都沒有看過你們師父的心，只有我看過，我是全世界唯一『觸摸』過大師心臟的人。」
事實上，他也告訴我：「你的心臟沒有毛病，頂多只有四十歲。」並且說：「我相信在大師那麼多的弟子中，只有我看過您的心，摸過您的心，知道您的心。所以，我懂得您的這份心意，我會把每一個病人都當成是大師，為更多的人服務。」
開刀以後，醫師團隊裡最重要的張燕醫師和江志桓醫師，都成為我的好朋友。當時，我在陽明山特地頂了一個房子，取名為「小山蘭若」。他們知道後，向我表示：「師父住的地方，我們都要去檢查。」因此，從洗澡間、房間、棉被、牆壁，乃至經過的路、上下坡度、出入內外等，他們一一視察，一絲一毫都不放過，好像拿了尺，在那裡一寸一寸地丈量似地。
後來，張燕醫師告訴我，當時在加護病房服務的人員，乃至負責打掃的員工，知道我要動手術，都吃素好幾天，表示要好好照顧我，聽得我很感動。按照醫院的規矩，是不能收紅包的，但身為病人的我，又不知如何表達謝意，所以手術後，我就邀約了與這次醫療相關的院長、副院長、主任、護士等近二百人，在台北道場設宴款待。我的徒眾們也都很高興，認為是榮總把他們師父的命救回來的，所以都懷著感恩的心，想要報答這許多救命的醫師。
之後，承蒙主刀醫師張燕的多方照顧，他說心臟開刀後，需要有運動，並且要做肺部深呼吸的訓練，尤其透過散步來促進血液循環。所以，在我到加拿大洛磯山脈、巴黎、義大利等地巡禮時，他也陪同我一起前往。甚至在張燕醫師調升到台中榮總擔任心臟科主任時，我又承蒙他多方關懷，偶爾到台中時，也去做復健檢查。
為了向台北榮總姜必寧醫師和醫療團隊表示敬意，我寫了〈榮總開心記〉一文，並加入「中華民國心臟學會」做會員，每年固定捐助一些款項。姜必寧醫師每次見到我也都很開心，認為我的健康是他們的傑作。
除了心臟手術是由張燕醫師主刀，後續照顧我的，還有心臟內科江志桓主任。江醫師，一九四七年出生，香港人。他是耶穌教徒，但是，實在沒有一點點宗教的成見，真正是佛手婆心。他發揮醫生的大仁大德，十幾年來，對我的健康一直都很關心，提供了不少保健常識。
記得有一次我到印度弘法，他還特地請假跟隨我前往，親自了解那裡的環境是否適合我的身體，行程對我是否會有負擔，實地看過以後，他才安心地搭機回台。他們對環境、空氣，是非常注意的，而我這個人則是大而化之，凡事都沒有那麼樣的細膩，總是樂天知命，得過且過就好了。
做過這次心臟冠狀動脈繞道手術之後，我的身體狀況維護得還不錯。只是，手術時曾經取了左腿隱靜脈的一段，借給心臟血管使用，從主動脈接到冠狀動脈阻塞部位的下段，藉以改善心臟血流的暢通。這麼一來，加上糖尿病的緣故，後來我的左腿就發生了血管阻塞的情況。因此，一九九八年，承蒙在休士頓的趙辜懷箴女士和先生趙元修的好意，一定要我到休士頓美以美醫療中心（The Methodist Hospital），接受狄貝克（Dr. Debakey）醫師的檢查。
趙元修是企業家趙廷箴先生的二公子，一九四七年出生，江蘇蘇州人；趙辜懷箴，是前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先生的二小姐，一九五一年於香港出生，祖籍在福建惠安縣。
當時，狄貝克醫師已經九十多歲了，但仍然可以在電視螢幕前，為人做心臟手術教學指導。蘇聯前總統葉爾辛心臟發生問題時，就是特地用專機把他請到俄羅斯為葉爾辛治療的。這麼一位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權威醫師，願意為我進行血管阻塞疏通手術，我也只有接受趙元修、趙辜懷箴賢伉儷的好意，花了一個星期的時間接受診療。
這段期間，就如同在閉關修養一般。不過，這家醫療中心有一個特殊的地方，就是讓你感覺不到這是一家醫院，而像是一棟家庭別墅。裡面花草樹木扶疏，亭台樓閣井然有序，到處洋溢著家庭的氣氛。美國之所以在世界上能夠強大，真不是沒有原因的，我想他們對於這些微細的事情，都有在注意，並且不斷地在改進。
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已經行走了八十多年，後半生的歲月裡，雖然受糖尿病所引發的各種併發症所擾，不過一直以來，我「與病為友」，也覺得很自在；雖然歷經多次手術，但我從來都不以開刀為苦，深感人生有病也很幸福，住院休息也是人生的幸事。
不過，承蒙各界人士一再關心我的身體健康。在休士頓美以美醫療中心醫療以後，二○○七年，又蒙趙元修、趙辜懷箴夫婦再次為我安排，到美國明尼蘇達州的羅徹斯特城「梅約醫療中心」（Mayo Clinic）作檢查。
因為趙廷箴先生對梅約醫院有過相當大的貢獻，所以院方對於趙家的請託，也就特別用心安排。這裡的醫療人員和服務人員多達四萬人，醫療技術高明，醫院管理周全，聽說不少世界各國的元首、達官貴人，以及每年三百萬以上的人士前來檢查、醫療身體。
當我請江志桓醫師將我在台灣榮總的醫療紀錄，提供給梅約醫院為我檢查的總醫師羅斯塔克（Dr. Ross Tucker）和他的團隊參考時，他們看了都大為欣賞，認為台灣榮總醫院的醫療，在世界上已經有相當的水準了。
就這樣，我在梅約醫院又住了十天。承蒙趙元修先生每天替我查詢相關資料，趙辜懷箴女士每天為我做翻譯，這十天的醫療中，最大的收穫有：
第一、醫師說我患了睡眠呼吸中止症，這個病症，會讓我氧氣不足，而不時地想要打瞌睡，需要藉助正壓呼吸器幫忙肺呼吸，才能改善氧氣不足的問題。但我嫌這個人工器材對睡眠不方便，就沒有照做。總也覺得，雖然睡眠有一些障礙，但是多用點精神力、意志力，多少還是可以克服一些。
第二、梅約醫院幾位眼科醫師說，我的眼底鈣化，視網膜血管破裂出血後血塊結痂，不能根治，終致看不見。這句話聽在我的耳裡，很奇怪，反倒讓我非常放心，到底事情有個結案了，畢竟老化是很順理成章的事情，也就不再去罣念眼睛的問題了。所以，我心中對此，是一點都不在意的，總覺得不看的世界也很美麗，更何況一個已經看了世間八十年的老人，難道還沒有看夠嗎？
不過，承蒙過去洛杉磯眼科羅嘉醫師對我的照顧，現在雖然不必再勞煩他了，還是要向他表示最大的感謝。
話說回頭，二○○三年，有一天半夜，我因突發性的「慢性膽囊炎」，承蒙張燕大夫特別南下，和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吳伯雄總會長，把我接到台北榮總急診室治療，並由雷永耀副院長為我做檢查。雷大夫是香港人，一九四七年出生。由於是急性膽囊炎，因此他立刻操刀，為我割除了膽囊。翌年，我在新春賀函「給護法信徒的一封信」上，回顧此段經歷時，還自嘲地寫下：「自己已是無膽之人了……看起來似乎有病很好，引起別人的注意，但對於生命去日無多，身處複雜的人間，還是『膽小』謹慎為好。」
我的醫師團隊，從台灣榮總醫院的姜必寧、江志桓、張燕、蔡世澤、郭繼揚、林芳郁、彭芳谷、李德譽、陳國瀚、余榮敏、蔣毅宏、游慧玲、李淑芬、李坤華，到美國眼科的羅嘉、皮膚科的沈仁義和他的哥哥沈仁達醫師、牙科的李錦興，以及梅約醫療中心的總醫師羅斯塔克等，他們都曾為我召開醫療會議。
甚至，我在一九七○年舉辦佛光山大專佛學夏令營，來參加的青年當中，也有許多日後在世界各地行醫的。因此，每當我到世界各地弘法時，凡是有醫療上的需要，都能獲得他們的幫助。可以說，他們也是我在國內外的另一個醫師團隊了。
二○一一年十月，第一次感到左手不聽使喚，變得很重；到了下午，左腳也變得沉重，徒弟們當下幫我安排到高雄長庚接受檢查。這一檢查，確認是內血管硬化合併右側額葉缺血性的腦中風。幸好，有陳肇隆院長領導的醫療團隊，在他們專業的照護治療下，中風的情況得以控制。
陳肇隆院長是一位細心、很為病人著想的醫師，專攻換肝，到現在已經有千例以上的換肝經驗，揚名海內外，可說是「亞洲換肝之父」。他是四十年前參加佛光山大專青年夏令營的學員，所以對我特別有感情。當他得知我中風入住高雄長庚時，特別組織了醫療團隊，如神經內科系主任林祖功副教授，神經內科系腦血管科主任陳偉熹，神經內科（頸動脈檢查）黃啟維醫師，心臟內科主任洪志凌、傅懋洋教授，放射診斷科主任鄭汝汾醫師，放射診斷科系呂鎮中副教授，新陳代謝科主任陳榮福醫師，胸腔內科主任王金洲醫師，泌尿科陳彥達醫師、高儷芳護理師，一般內科劉建衛部長、李志雄主任，眼科主任郭錫恭醫師，耳鼻喉科主任林新景醫師，整型外科主任黃慧芬醫師；皮膚科主任何宜承醫師，中醫部主任黃升騰醫師，復健科梁秋萍醫師，物理治療師蘇翠玲、許嘉泰，藥劑部王郁青醫師，護理部主任黃珊、護理長施雅莉，護理師蘇秋靜、楊麗巧，以及糖尿病衛教師陳淑娟和營養師王夢玲等人，為我安排各項相關的身體檢查及治療。
陳院長在醫療照護方面，他的思想是很革新的。他說，在醫療的過程中，是儀器就人，而不是人就機器；只要可以移動的醫療儀器，都應該是遷就人去運作，以減少病人的不便。我也在他們嚴格的要求下住院治療。
在這個過程裡，院長及醫師們為了讓我這八十多歲的老人，免除重複受檢查的折騰，不厭其煩地調閱我在台北榮總以及美國美以美醫院和梅約醫院的病歷資料，可說是做到「醫療不分國界」。再加上護理師與衛教師貼心的照顧下，讓我很快又可以回到佛光山。
前些日子，我的臉上長了一些小暗瘡，一直往肉裡長，徒眾希望把它取掉，以免發炎，因此要到美容科去處理。陳院長一聽，馬上說：「大師怎麼能到美容科去？」想想陳院長與我四十年前所結下的緣，真是不可思議！所以我常說，人要廣結善緣。另外，這段期間承蒙高雄長庚醫院劉炎秋高專的幫助以及王文志先生的居中傳達，他們團隊對人的真誠以待，讓人感到溫馨，真是感謝不盡。
令人稱歎的是，他們相當注重團隊醫療，以病人的病情為主，因而聯合了台大、台北榮總、台中榮總，以及台北長庚等相關科別的專家，為我評估未來相關的治療方向；這讓我感受到，未來的社會裡，不管哪個團體、機關，甚至是個人，要尋求進步，一定是要超越個己的專業立場，重視團隊精神的。
檢查的情況，我的心跳穩定，血壓也稱正常，主要的問題，還是由於糖尿病引起的腦血管栓塞。他們囑咐我，血糖必須控制，降低血脂肪，三餐要嚴格控制主食的分量以及加強菜類的均衡，並且配合手、腳相關運動。我像用功的學生一一照做。二週後，他們這整組的團隊又來看我，林祖功主任看了各項數據後，很高興的對我說，我的「考試成績」不是及格而已，而是已經到達高標準了。
在幾次談話中得知，原來，陳肇隆院長參加過我們早期的大專佛學夏令營；陳偉熹主任曾為我們的雲水醫院、佛光診所，建立制度化的義診系統；長庚有許多醫護人員與山上有著許多友好的往來，定期義診、帶領共修、讀書會、院內佛誕浴佛等。
所以，我覺得生病也很幸福，可以受到這許多醫師朋友的妥善照顧，結交這麼多世界頂尖的醫師。尤其，當我在患病的生死邊緣時，能有他們來為我醫療，實在感謝不盡，感到人生也是值得告慰了。
我除了西醫的朋友以外，也有少部分的中醫師朋友。其實，我對中西醫都沒有成見，也沒有覺得哪一個好或哪一個不好，畢竟中西醫各有所長，但是替我醫療的，則是西醫比較多。
若要相較中西醫的診療，西醫，長於外科，講究準確、快速緩解病症；中醫，長於內科，認為身體需要時間作調養。西醫為人看病，都是根據血壓機、Ｘ光機、電腦斷層掃描、核磁共振等各種檢查的儀器，來決定診斷結果，中醫師則大部分都是根據自己的把脈望聞問切。
另外，西醫講究數據、檢查、會診，很少賣弄自己的技術，為自己吹噓醫術如何如何地高明，高明不高明只有讓病患去判定。但是，中醫師則不然，大部分都是靠自己行銷，例如一說到什麼病，他就說：「這是我拿手的，只要給你吃個三帖藥、五帖藥，就能包治！」可是也因為中醫界自我推銷的這股風氣，使得一些真正的高手，反而不知道如何才好。
其實，醫師固然需要給病患信心，但是畢竟他無法主宰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是由許多因緣關係來決定的，由不得人打包票。
我有很多的信徒、朋友，經常向我推薦這個醫師、那個醫師，但是，我從來對這許多說辭都不會動心。總覺得，給醫師看病，除了醫師的醫術以外，還要有緣分。所以，對於人的生死、健康與否，也就不太計較於心了。
不過，我還是和一些中醫師結了善緣。例如，在高雄行醫的吳樹益醫師，一九六二年生，雲林縣人。他的診所經常門庭若市，要想給他看病，都要好多天前就先登記。即使是當天到了他那裡，也都要等上個一天、半天，才有機會輪到你。
當然，這都是由於吳醫師的醫術很高明。但是，其實他做人更好，非常謙虛，從不誇大自己的能力。也因為尊敬他的謙沖、虛懷若谷，所以，我也會接受他的意見和醫療。
另一位是女醫師公會理事長胡秀卿女士，一九四八年生，台東縣人。她的先生叫做黃民德，夫婦兩人曾為蔣中正總統、蔣宋美齡女士醫療，也算是中醫師當中的御醫。只是胡醫師的先生不幸於中年逝世，留下她孤單一人，令人感到惋惜。
胡醫師通達佛理，經常用佛理來幫助患者做醫療，為人也非常謙遜，我曾經不知為何，左手數月不能伸舉，經由胡醫師針灸治療，一針下去，即刻病除。只不過，胡醫師也是在人生正值年華歲月開展的時候，忽然因病逝世。
人生真是奇妙，兩位夫婦醫師都是懂得保養之道的人，世壽卻都不長，反而像我這種不懂醫道，也不知道保養身體的人，能在世間胡亂地生存。若真是要說命運，不如說是因緣如此。
除了中醫師和我的因緣關係之外，也附帶一提我現在的健康情況。我的眼睛，視力模糊，幾乎只有零點二、三的視力；我的腿部，走上三、五十步，還勉力可為，若是百步以上，則已經有點勉強；所以，以百分比來說，腿力只能算百分之三、四；我的腦力，因為歲月不待人，記憶力也已大不如前，但還有百分之六十的功能。唯一性能好一點的，就是腸胃了，能吃、能睡，還有百分之八十的作用。
我認為，人的一生，要自己做自己的醫師，你每天使用四大五蘊之身，怎麼可以不了解它，不給它適當的照顧呢？
近年來，常有人一見到我，就關心地說一句：「大師，你要好好地保重身體！」這個意味我聽得懂，表示我老了。但是，我一個出家人，難道還要怕死嗎？應該視死如歸啊！
現在我吃飯也不過半碗；看書，因視力退化而變成聽書；寫字，也因為中風，字寫得不甚好看；行動，因為體力不足，而用輪椅代步；走路，最多也只能走十步左右。光陰依舊往前行，我這色身又豈能長久？儘管如此，我從未忘記「人生三百歲」的承諾！
其實，生死不是嚴重的問題，好比季節有春夏秋冬；冬天，不是生命的結束，不久之後，風和日麗的春天又會來臨。所以，雖然在階段性的一期生命裡，要完成人生的使命不簡單，尤其一個修道者的完成，更不是那麼容易，但是，如同植物的種子，你一旦播種下去，因緣際會，陽光、空氣、水、土壤俱全了，又會開花結果。既然人生有無限的未來、無限的希望，那麼，還要顧忌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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